2024年人口老龄化率、对社会影响、国外发达国家对比及经验借鉴：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生育支持体系建设迫在眉睫[图]

内容概要：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全国总人口比例达15.4%，同比增加0.52个百分点，较2004年提升了7.79个百分点。我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老龄化程度在全球属于中上水平，少子化和长寿趋势使得老龄化持续加深。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国内人口红利加速消逝，随之而来的社会抚养比上升、养老负担加重、社保压力上升、政府债务加重、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下降等问题将日益突出。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率；扶老比；老少比；人均消费支出；GDP

一、国内人口年龄结构现状及人口老龄化特点分析

从老龄化程度看，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202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14%、开始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22年、2023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分别为14.9%、15.4%。国际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老龄化程度约9.8%，其中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经济体分别为19.2%和12.2%。整体来看，目前我国老龄化程度超过中高收入经济体，紧追高收入经济体，在全球范围内属于中上水平，且少子化和长寿趋势使得国内老龄化仍在持续加深。根据中国人口预测情况分析，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7.4%，企稳一段后将再度上升至2080年及之后的46%左右，这意味着，届时国内8亿总人口中将有近一半是老年人口。

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规模大、速度快、高龄化、未富先老、城乡倒置、东高西低”五个趋势特征：（1）规模大，全球每4个老年人就有1个中国人。2023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高达2.2亿，约占世界老年人口的约四分之一，相当于全球每4个老年人就有1个中国人。根据全球及中国人口数量发展预测，到2030、204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分别达2.6亿、3.5亿，占全球老人比重将分别达到25.6%、26.5%。

（2）速度快，未来30多年处于老龄化快速深化期。我国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2001-201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年均增加0.2个百分点，2011-2023年年均增加0.5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随着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出生人口逐渐衰老并进入生命终点，未来30多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快速深化。国际对比看，从7%的老龄化到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而我国只用了21年；从7%的深度老龄化到20%的超级老龄化，法国用了28年、德国用了36年、日本用了11年，我国预计仅用10年左右。

（3）高龄化趋势明显，预计2050年左右高龄老人占比超10%。老年人口分为80岁以下的低龄老人和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前者健康水平较高且大部分可以生活自理，后者健康水平较低且更需要生活照顾。2023年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近400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约2.8%；根据预测，到2030、2050、2070、2100年，国内8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分别达到3.7%、11.0%、18.6%、30.4%。

（4）未富先老问题突出。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7%，当时人均GDP约959美元，日本、韩国在老龄化水平达到7%的时候，人均GDP分别为1685美元、12257美元；2021年国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4%，当时人均GDP约12618美元，美国、日本、韩国在进入深度老龄化时人均GDP分别为5.5万美元、4万美元、3.3万美元。2023年我国人均GDP约1.3万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下限，但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占比达15.38%，高于中高收入经济体12.2%的水平。

（5）城乡倒置、东高西低。分城乡看，我国乡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且差距不断扩大，老龄化“城乡倒置”明显。2010-2022年城市、镇和乡村老年人口占比分别由7.7%、8.9%、10.1%增至12.0%、13.3%、19.3%。分省看，2022年我国31个省级及以上行政单位（不含港澳台）中，有20个进入深度老龄化，辽宁、上海、重庆老龄化程度最高，老年人口占比分别为20%、18.7%、18.3%。西藏、新疆和广东是最“年轻”的省级及以上单位，老年人口占比分别为5.9%、8.4%、9.6%。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分析

从人口老龄化发展影响来说，长寿带来的老龄化并不可怕，这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医疗水平的提升，但是少子化的加剧带来老龄化明显加速问题不容小觑。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人口红利消逝，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抚养比上升，养老负担加重，社保压力上升，政府债务加重，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下降……

（1）国内人口红利快速萎缩，制约潜在经济增速

过去，我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人口红利和高储蓄投资率带来的高资本投入，支撑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增长，并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数据显示，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速与GDP增速几乎同步增长，1991-2013年国内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7.7亿增至10.1亿，年均增速1.3%，同期GDP年均增长15.8%，处于高速增长期。

随着刘易斯拐点在2013年左右出现，我国经济面临增速换挡。2004年国内首次出现“民工荒”，农民工工资开始快速增长，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见顶，标志着刘易斯拐点出现，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局面结束，资本边际报酬降低，预期回报减少，资本流入速度放缓，转而流向人口年龄结构更加年轻的国家。数据显示，2013-2023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10.1亿降至9.6亿，期间GDP年均增速8.5%。总的来说，随着婴儿潮出生人口逐渐进入老龄阶段、退出劳动力市场，我国人口红利快速萎缩、制约潜在经济增速。

（2）消费增速下降，消费结构趋于“老化”

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中年人收入和支出水平高、平均消费倾向低，老年人收入和支出水平低、平均消费倾向高，老龄化导致经济中消费的比重上升，但由于社会整体消费活力下降，消费增速会趋于下滑。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从49.3%增至55.7%，最终消费支出增速从15.5%降至6.1%（2019-2023年均值增速）。

分结构看，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消费偏好不同，年轻人偏爱汽车等耐用品，中年人偏好子女教育，老年人对医疗保健需求旺盛。随着人口老龄化，家庭的烟酒消费支出减少、医疗保障支出增加；同时，地产产业链等相关传统行业需求呈下降趋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2023年我国居民食品烟酒、衣着消费支出占比分别下降1.4和2.2个百分点，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支出分别增长1.3、0.3和2.3个百分点，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增幅最大。

（3）居民投资意愿逐渐偏向保本保收益，市场投资活力下降

随着人口年龄增加，个体对风险资产的需求呈现先高后低的变化。生命周期假说认为，在人的一生中储蓄先增加再减少，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社会总储蓄率也将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在储蓄积累期，对风险资产的需求增加；进入储蓄消耗期，整体投资将偏向保守，对风险资产的需求逐步下降。根据西南财经大学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9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FS），40岁以下、40岁到60岁、60岁以上年龄段人口对高风险资产偏好比重分别为18%、6%、4%，随着年龄增加，对高风险资产偏好逐渐下降。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社会整体风险投资偏好也将下降，2011-2019年高风险投资偏好由6%下降至3%。

（4）扶老比攀升，老化指数加剧，养老负担加重

老化指数即老少比，是指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与0-14岁人口数之比，可以反映人口老化的程度。2023年我国人口老化指数94%，根据人口预测数据显示，2030年、2050年国内老化指数将分别达到153%、314.8%。扶老比即老年抚养比，是指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1982年以来，我国扶老比逐渐增加，至2023年，我国扶老比攀升至22.5%，意味着目前平均5名年轻人要抚养1位老人。根据人口数量发展情况预测，至2030我国扶老比将达到27.3%，至2050年扶老比将达到52.4%，届时国内平均每2位年轻人要抚养1位老人，养老负担明显加重。此外，除了沉重的养老负担外，对于新生儿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也是年轻人的一大负担之一，“上有老下有小”，年轻人“两头承压”，这也是阻碍年轻人生育的原因之一，较低的生育意愿又会反过来影响劳动人口规模，进而加重社会养老负担。

（5）养老金支柱的代际压力较大，累计结余或将耗尽

随着我国第二次婴儿潮主力进入离退休阶段，养老金供养比将面临下降趋势。2010-2022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离退休人口从0.63亿增至1.36亿人，参保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供养比由3.2降至2.7，即平均两个职工供养一个退休人员。离退休人口规模扩增，加大养老金支付压力。过去在人口年龄结构均衡的情况下，养老金收支体系能够发挥良好的养老保障功能，但随着老龄化加速到来，作为养老金筹集来源的劳动力规模持续缩减，而支取需求的老年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养老金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收支缺口，威胁公共养老制度的可持续性。中国社科院《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预测，养老金收不抵支出现在2028年，到2035年将耗尽累计结余。

相关报告： 发布的《中国智慧养老行业市场全景调查及投资潜力 》

三、国外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及其启示分析

（一）海外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状态

根据联合国数据，全球人口从2005年开始进入7%的老龄化，2015年后世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老年人口占比增速由每年不到0.1个百分点增至0.2个百分点，2022年全球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已达7.8亿人，占比约9.8%，其中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9.2%、11.6%、8.1%、3.2%。根据《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方案”，预计到2038年，全球老年人口占比超14%、进入深度老龄化，预计2070年全球老年人口占比超20%、进入超级老龄化阶段。综上分析，全球老龄化趋势不可避免且将持续加深，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灰犀牛”之一。

以美日韩三个海外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进行分析：1940-2000年，美国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提高，60年提高了6.15个百分点。因此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就步入了老年国家之列。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美国老年人口比重还将不断提高。但是美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比较缓慢，在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中等水平。2004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美国为12%，日本为19%，德国为17%，英国为16%，法国为16%，意大利为19%。美国人口老龄化速度较缓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于美国人口出生率较高，2005年美国的总和生育率为2，而欧洲的总和生育率为1.4；二是因为美国吸纳了大量的青壮年移民。

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人口金字塔发生倒转，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了少年人口比例。目前日本已经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阶段，即“少子老龄化”阶段。日本总务省2006年发布的国情报告显示，2005年，日本共有人口1.28亿，其中年龄未满15岁的人口为1752万人，仅占总人口的13.7%，该数字达到了历史最低水平，65岁及以上人口却明显增加，占总人口的20.1%，该数字更新了历史最高水平。可见，日本社会“少子老龄化”问题很严重，人口的继续减少、出生率的进一步下降将会加速这一进程，对日本社会将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韩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很突出。2004年底，农业人口总数为353万，60岁以上的人口占57.7%，40岁以下的农业劳动人口只有4.4万人，仅占3.5%。这是城市化、工业化、城乡收入差距及文化差距引起了农村年轻人大量从农村流失的结果。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农户人口的减少和老龄化是普遍现象，而韩国农户人口减少的速度却带来了农村人口的减少，从而带来了农业发展的劳动力缺乏、粮食安全等问题。

整体来看，在全球范围内，从老龄化程度看，摩纳哥、日本、意大利是老龄化程度前三的高收入经济体，2022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分别为35.9%、29.9%、24.1%，均已进入超级老龄化阶段。从老龄化速度看，中国、日本、韩国的老龄化速度相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更快，从7%到14%，中日韩分别用约21、24、18年，而西方高收入国家用了超过40年；从14%到20%，中日韩分别用11、11、7年，而西方高收入国家超20年。主要原因是中国过去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日本、韩国过去也实施控制人口的政策，由此带来的生育率的大幅下滑加速了人口结构转型，使老龄化进程加快。

（二）美日韩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总结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的过程中，尤其日本在老龄化速度快、社会负担重的情形下，美国、日本仍然能取得经济的较快发展，这其中有许多协调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接下来将以美日韩三国为例，对国外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具体经验措施进行分析。

（1）政府制定相应法律法规、方针和政策，着力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由于老龄化问题严重影响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美国政府高度关注老龄化问题，设立了管理老龄问题的机构，包括老人问题管理署、政府老龄问题顾问委员会和社会保障总署。1935年通过了以养老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法案》。之后又颁布了《美国老年人法》和《禁止歧视老年人就业法》，使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障，提高了社会保障支出津贴，修正了《禁止歧视老年人就业法》，取消了强制性退休的法律条文，禁止强制70岁以下的雇员退休。1999年美国政府强调了21世纪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主张把大部分的财政预算盈余投入到社会保障事业。

为了处理好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日本政府将老龄工作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1963年制定了《老人福利法》，1973年成立老人对策计划小组，1983年制定了《老人保健法》，1986年颁布了《长寿社会对策大纲》，1989年制订了《促进老人健康与福利服务十年战略规划》。20世纪70－80年代，日本政府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颁布了促进老年人雇佣与就业的法律法规。日本的某些机构负责管理老人问题，如厚生省、大藏省、文部省、劳动省、建设省分别主管老人福利、税收优惠、教育、辅导就业与制定雇佣政策和住宅规划，有效保护老年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权益。

韩国政府给老年人提供了良好的社会保障服务。1973年12月制定了《国民福利养老保险法》，由于1974年经济状况恶化，适用对象仅是公务员和教师。1988年经过修改、制定了《国民养老保险法》，适用对象首次普及到企业员工。1995年7月实施了农渔民养老保险制度，农民、渔民以及居住在农村地区的自营业者均成为养老保险的适用对象。

（2）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老年事业：美国除了政府、国会高度重视老龄问题，而且积极争得学术界的配合和群众的广泛参与。日本也通过舆论宣传，使得社会各界都关注老龄问题，如政府设立9月15日为敬老日，促使国民关心老年人，关注老龄问题。日本企业界对老年事业的发展予以极大支持，资助举办与老年人、老龄化相关的学术会议。当韩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后，社会各界，从理论界到决策层，予以广泛关注。政府深刻意识到人口老龄化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3）改革与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日本在1941年制定了《雇员年金保险》，这是关于养老保险制度的首次立法。1954年制定了《国民养老金法》，规定在国民年金保险中，国家负担管理费和年金开支的33.3%，余下的由雇主和雇员共同负担。1970年日本步入老年型国家后，为提高年金覆盖率和解决养老基金财政问题又对原有制度进行了改革。1985年，为了使21世纪老龄社会的养老金制度更加公平和稳定，制定了新的养老金法。日本政府还出台了其他政策来解决老年人的照料和护理问题。如1989年制定了推动老年人保健福利事业发展的“黄金计划”，决定10内投入6亿日元，增加老年人的社会福利设施和为低收入老年人提供家庭照料和护理服务。在1995年日本公布的《重新构建社会保障体制》的报告中建议引入护理保险，把护理服务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

而韩国则通过《国民福利养老保险法》、《国民养老保险法》等法律法规的实施，将大部分国民纳入到养老保险的对象。特别是1995年开始实施的农渔民养老保险制度，为农民、渔民以及居住在农村地区的自营业者的就业解决了后顾之忧。美国则通过多种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实行社会保障退休金计划与私人退休金计划相结合的措施；制定了提高法定领取退休金年龄的政策，即领取退休金的法定年龄每年提高两个月，平均退休年龄上升到67岁；废除了强制退休的年龄规定，这不仅为老年人发挥才智做出了贡献，在扩大就业的同时也减少了社会抚养比，从而减轻了人口老龄化对美国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

（三）国外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老龄少子化在“十四五”时期扑面而来，将影响中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老龄化不可避免，但少子化带来的老龄化加速影响较为深远、不容轻视，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少子化问题才是人口问题的关键，积极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

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大势所趋。1）全面放开生育。全面放开生育是把生育权从国家计划回归家庭自主，是把生育数量多少的选择权交回给家庭决定，充分尊重每个人的生育意愿。2）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大力发放生育补贴，切实减轻家庭养育孩子负担。建议国家层面出台生育补贴政策，分孩次发放每月1000-6000元。二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发放隔代照料补贴。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对企业实行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降低抚养直接成本。五是建立男女平等的社会系统，比如男女平等的育产假等。六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七是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给有需求家庭定向发放辅助生育补贴券。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一是加快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二是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推进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鼓励企业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三是鼓励亲友照顾并予以补贴，加快养老行业专业人才培养。四是加大教育投入，提升劳动力素养，从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本红利。五是大力发展“互联网+养老”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推进适老化改造。

以上数据及信息可参考 （www.xtrasounds.com）发布的《中国智慧养老行业市场全景调查及投资潜力 》。 是中国领先产业咨询机构，提供深度产业 、商业计划书、可行性 及定制服务等一站式产业咨询服务。您可以关注【 】公众号，每天及时掌握更多行业动态。